京都下京区那条町屋背后的停车场很小,只够停三辆车。
川上走到自己那辆深灰色皇冠旁边时,手指在车门把手上停了一下。
他没有立刻拉开门,而是站在那里,看着停车场尽头那面被爬山虎覆盖的矮墙。
墙上的叶子已经枯了大半,只剩几片干硬的残叶还挂在藤蔓末端,被午后的风吹得轻轻转动,像几片没有落干净的旧纸屑。
他把车门拉开,坐进去,没有立刻发动引擎。
方向盘是凉的,皮革表面因为深秋的气温而变得有些硬,他握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掌心与皮革之间那一层薄薄的凉意正在缓慢传导。
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外面的空气灌进来。
京都的午后比东京干燥一些,空气里带着银杏叶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苦味,混着远处某户人家院子里飘出来的烧树叶的烟气。
他把头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睛,把刚才会议上每个人说的那些话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大野的“投降”,杉本的地皮,中村的账本,会长的“本部不会再追加资源”——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块被丢进同一个水池里的石头,落下去的位置不同,但溅起来的水花最终都打在了同一面墙上。
那面墙就是他自己在品川做出的决定。
他发动引擎,把车从停车场开出去,沿着下京区那条窄窄的单行道往北走。
路两侧的町屋一栋挨着一栋,屋檐几乎在头顶合拢,把午后的阳光切成一条狭长的光带,在引擎盖上缓慢移动。
他开得很慢,像是在用这段路程把脑子里那些还没有完全排列好的念头逐一放置到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
车子经过一条跨过鸭川的小桥时他停下来等红灯,桥下河滩上有人在遛狗,狗在浅水里蹦跳着追一片被水冲走的落叶。
他看着那条狗的动作,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师父带他第一次来京都时说过的话——在别人的地盘上做事,要么做成主人,要么趁早走。
他当时年轻,以为这句话说的是抢地盘。
现在他坐在京都的街头等一个红灯,忽然觉得那句话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
他把车停在鸭川边上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熄了火,推开车门走到河岸边的石阶上坐下来。
河水在深秋的季节里变得很浅,河床上的大块鹅卵石露出水面,表面被水流冲刷得光滑发亮,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暗灰色的哑光。
他把烟盒从口袋里摸出来,抽了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在拇指上转了一圈才点着。
火苗在河风里晃了两下,橘红色的光在他脸上跳了一拍。
他吸了一口,把烟雾慢慢吐向河面的方向,烟雾被风卷着散成一层极薄的灰白色幕帘,在河道上空停留了几秒就消失了。
大野说的“投降”那两个字还卡在他喉咙里。
他在关东联合待了这么多年,从最底层的码头搬运工一路做到品川据点的负责人,中间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冲突和谈判,但从来没有一次被人用这样的词当面质询过。
大野不是那种会在会议上随便拍桌子的人,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说了将近五十年的话,每一次开口都经过反复掂量。
他说“投降”的时候语调很平,但那个词本身比任何激烈的措辞都更重。
川上知道大野那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投降了龙崎真,是说他投降给了东京这块地皮上正在变化的规则。
以前关东联合在品川码头说一不二,现在有人在码头正面打了两次,把防线撕开,他就把外围全部交了出去。
这个动作在老一辈眼里就是认输。
不管他在会议上怎么解释“地形”“节奏”“人员”,那些词在大野他们听来都是借口。
他们只看到一件事——关东联合在品川的地盘缩水了,缩到了三间仓库里。
中村算的那笔账更让他无法反驳。
人员调动、武器补给、给大和兴业和佐久间小组的费用、码头封闭期间的物流损失、浅草两次行动的全部支出——那些数字在中村把文件翻开的时候就像一排被摆到台面上的旧账本,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中村没有说“你不该打”,他说的是“这笔账不划算”。
在关东联合内部,算账比表态更重要。
关西人的做事方式从来是先算账再动手,如果账算不过来,再大的仇也得先放一放。
中村把账算完放在桌面上,等于在提醒所有人——川上在东京的这场仗,已经打成了亏本买卖。
如果继续亏下去,本部不再追加资源,那三间仓库就是关东联合在东京最后的落脚点。
三间仓库能做什么,连一个像样的物流中转站都撑不起来。
等龙崎真把港区其他地方全部消化完之后,那三间仓库就是被围在别人地盘里的一座孤岛。
守孤岛的人,在关西的旧规矩里,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被人劝降,要么自己切腹。
他又点了一根烟。
这一次他吸得更慢,烟雾在肺里停了好几秒才吐出来。
河面上的风比刚才更凉了一些,把他和服的下摆吹得轻轻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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