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ldo;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
冲突的任何一方。&rdo;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
,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
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1937
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ldo;彻底抗战,牺牲到底
&rdo;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
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
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
,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
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ldo;不准投降&rdo;,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
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
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
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
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
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ldo;引虎赶狼&rdo;,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
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
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
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
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
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
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
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
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ldo;平反&rdo;。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
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
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
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运动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
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ldo;侵华战事既
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ldo;事变
&rdo;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
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ldo;逐次增兵法&rdo;便
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
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
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
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rdo;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
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
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
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
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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