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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第五 律令革新（第1页）

第五节：律令革新

一、狱中惊梦，旧法之弊

显庆元年的深冬，刑部大牢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照着墙角蜷缩的身影。囚犯张三郎是个长安的小商贩，上月因误售了一匹褪色的绸缎，被买家告到官府，按《唐律》“诈欺”条，判了杖责四十、流放三千里。此刻他正发着高烧，伤口溃烂流脓，嘴里喃喃着：“不过一匹布……为何要判这么重……”

牢门外，大理寺少卿赵文恪正在巡查。他是贞观年间的老臣，看着这一幕，眉头紧锁。张三郎的案子他看过，绸缎褪色虽是事实，却并非故意欺诈，按旧律判流放，确实过重。“这样的案子，今年已经有七起了。”他对狱卒叹道，“百姓做生意难免有过失，旧法太严，反而容易逼得人走投无路。”

此事很快传到李治耳中。他正在立政殿与武则天翻看各地刑狱奏报，看到张三郎的卷宗时，指尖在“流放三千里”几个字上反复摩挲。“一匹绸缎，换三年流放，”他沉声道，“律法是用来惩恶的，不是用来逼良为娼的。这样的旧法，该改了。”

武则天接过卷宗，指着其中的“诈欺”条解释：“此条沿用隋律，那时天下初定，需严刑峻法震慑宵小。但如今已是永徽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律法当宽严相济，既要惩治恶人，也要体恤百姓无心之失。”她翻到另一页，“您看这起案子，陕州有个老农，因灾年欠了赋税，被按‘抗税’判了徒刑，家里的田都荒了，这不是逼着百姓更苦吗？”

李治将奏报重重拍在案上：“传朕旨意，让长孙无忌、褚遂良、狄仁杰牵头，会同刑部、大理寺、御史台，重修《唐律》！新律要‘以民为本’，删繁就简，轻重适宜，让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更要让他们觉得，律法是护着他们的。”

旨意一下，朝野震动。老臣们多有顾虑，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褚遂良却力排众议：“法者，治之端也。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贞观年间，先帝也曾修订律法，删去苛刑，才有今日之治。陛下此举，深得先帝遗风。”

修订律令的班子很快组建起来，狄仁杰负责搜集民间对旧法的怨言，他带着属吏走遍长安的市集、乡村，记录下百姓的心声：“偷一文钱就判笞刑，太严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利息不能太高，不然还不起”“邻里纠纷，官府能不能先调解，别动不动就判刑”……

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诉求，被一一写进《律令修订刍议》，呈到李治案前。他看着上面“百姓希望‘过失’与‘故意’分判”“轻罪可罚钱抵刑”等建议，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百姓要的不是严苛的律法，是公平的对待。新律，就要给他们这份公平。”

二、朝堂辩法，宽严之度

显庆二年春，律令修订草案完成，在朝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草案中讲“诈欺”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者重判，过失者减罚；欠税者若因灾年，可延期缴纳，无需判刑；甚至规定“邻里纠纷，先经里正调解，调解不成再告官”。

长孙无忌首先反对：“过失诈欺若减罚，恐纵容百姓投机取巧，市集秩序难维持。”他指着“欠税延期”条，“若人人都以‘灾年’为由欠税，国库收入何在？”

狄仁杰反驳：“去年张三郎案，他本是老实商贩，只因绸缎褪色就流放，百姓皆言不公。若新律能区分故意与过失，既能惩恶，又能存善，何乐而不为？至于欠税，草案规定‘需经官府核查属实’，并非随意延期，何来国库受损之说？”

户部尚书也站出来：“臣以为，轻罪罚钱抵刑可行。去年全国因轻罪入狱者三千余人，多是小贩、农夫，他们入狱后，家计无着，反而成了朝廷负担。若罚钱抵刑，既能惩戒，又能让他们继续谋生，两全其美。”

争论持续了三日，李治始终沉默旁听，直到第四日，他才开口：“朕给你们讲个故事。贞观年间，有个老农因误踩了县尉的麦田，按律当杖责。先帝得知后，说‘老农非故意，且麦田损失甚微’，只罚了他三斗麦。后来那老农年年给县衙送新麦，说‘朝廷懂理，俺不能忘恩’。”

他看向长孙无忌：“舅舅，律法的根本是什么？是让百姓服，不是让百姓怕。若百姓觉得律法不公，即便判了刑，心里也不服，这样的律法，能安天下吗？”

又对狄仁杰说：“但宽也不是纵容。故意作恶者，必须严惩，不然就是对良民的不公。新律要像一把尺子，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要正好量出是非曲直。”

最终，李治拍板：“草案按‘宽严相济’原则修改，保留‘过失减罚’‘欠税核查延期’‘调解优先’等条，增加‘故意作恶加倍处罚’款。”他命人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全国，让百姓提意见，“凡有合理建议，皆可采纳”。

消息传到长安西市，商贩们围着告示议论纷纷。卖胡饼的阿古拉拍手：“这样好！上次俺不小心多收了客人一文钱，吓得好几天睡不着，现在知道是过失，罚点钱就行，不用坐牢了！”绸缎铺张掌柜也说：“区分故意和过失，才叫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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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徽律疏》，民心之秤

显庆三年冬，新律修订完成，定名《永徽律疏》。这部法典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条，不仅保留了贞观律法的精华，更融入了“民本”思想：

——“过失犯罪，减故意罪二等”，像张三郎这样的案子，若再发生，只需罚钱五十文，无需流放；——“灾年欠税，经核查属实，可延期一年，免刑”，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计；——“轻罪可罚铜抵刑”，笞刑十可罚铜一斤，杖刑二十可罚铜二斤，让百姓不至于因小错而家破人亡；——“邻里纠纷，先由里正调解，调解不成再诉讼”，减少了不必要的官司。

更重要的是，《永徽律疏》对每条律法都附上“疏议”，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为何如此规定”，让百姓能看懂、能理解。比如“禁止高利放贷”条，疏议写道：“利过高则民难还，还不起则逃，逃则家破，故限定月利不得过六分，此为护民也。”

颁布那日，长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永徽律疏》的摘要，官府还组织识字的人念给百姓听。在东市，一个老秀才站在高台上，高声念着“过失减罚”条，周围的百姓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拿着纸笔记录：“记住了，以后不小心犯了错，只要不是故意的，罚钱就行！”

大理寺很快处理了第一起适用新律的案子：西市有个粟特商人，因算错账多收了客人十文钱，被客人告官。按旧律当判笞刑二十，按新律，属“过失诈欺”，罚铜二斤（约四十文），商人当场交了罚款，感激道：“大唐的律法，比波斯的公道！”

有个县尉不理解新律，仍按旧法判了一个过失损坏官物的农夫徒刑，被御史弹劾。李治得知后，将县尉降职，在全国通报：“新律已颁，若有官吏仍用旧法，以‘枉法’论处。”这一下，再没人敢怠慢。

狄仁杰奉命巡查各地新律执行情况，在洛阳看到一幕：两个农夫因争灌溉用水吵到县衙，县令没有直接判刑，而是请里正来调解，里正带着两人去看各自的田，说“你家的稻子快熟了，他家的刚抽穗，先浇你家的，过三天再浇他家的，两不耽误”，两人听了，互相道歉，笑着回去了。

“这就是新律的意义。”狄仁杰在奏报中写道，“百姓知道律法护着他们，便少了戾气；官吏知道律法要公平，便多了耐心。”

李治看着奏报，对武则天说：“你看，这《永徽律疏》，不只是法典，更是民心的秤。秤准了，百姓就信朝廷，天下就稳了。”武则天点头：“陛下，不如让国子监把《永徽律疏》列为必修，让学子们都懂法、守法，将来做官，才能更好地执法。”

不久后，《永徽律疏》被刻在石碑上，立在大理寺门前，供百姓随时查看。石碑前常围着人，有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有家长教孩子认上面的字：“记住，‘法’字是三点水加个‘去’，意思是要像水一样公平，才能去除邪恶。”

四、律法之外，情理之中

显庆四年夏，陕州发生了一起特殊的案子：有个叫李二牛的农夫，为给母亲治病，偷了地主半袋米，被地主告官。按《永徽律疏》“盗窃”条，偷米半袋鼠“轻罪”，可罚铜五斤或杖责三十。

陕州刺史审理此案时，发现李二牛的母亲确实病重，家中无粮，偷米实属无奈。他犯了难：按律该罚，可李二牛是为尽孝；不罚，又违了律法。便将案子上报朝廷。

李治看到奏报，沉吟良久。武则天在旁说：“陛下，新律虽严，却也讲‘情理’。李二牛偷米是为母治病，非贪财，若能让他偿还米粮，再罚他做些公益，比如帮县衙修水渠，既惩戒了过错，又保全了孝道，岂不更好？”

李治眼前一亮：“此乃‘情理法’兼顾！传旨陕州刺史，免李二牛杖责，罚他偿还地主一袋米（比偷的多一倍），再服劳役十日，帮乡里修水渠。”他又补充，“让官府给李二牛的母亲送些药材，不能让孝子因贫失亲。”

消息传到陕州，李二牛感激涕零，不仅还了米，修水渠时更是拼命干活，乡亲们都说：“朝廷的律法，通人情！”地主也被感动，主动减免了李二牛的米钱：“他也是个孝子，俺不追究了。”

此事传开后，各地官吏处理案件时，也开始注重“情理”。在苏州，有个少年为保护妹妹打伤了无赖，按律当判徒刑，刺史却判他“罚铜十斤，缓刑一年”，理由是“护亲乃人之常情，且无赖有错在先”；在益州，两个商户因合同纠纷打官司，县令没有直接判输赢，而是让他们各让一步，重新订立合同，两人都满意而归。

李治得知后，在朝会上说：“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执法要像医生看病，既要按药方抓药，也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调整剂量。只要守住‘公平’‘向善’的根本，灵活些无妨。”

他还下令在各地设立“感化院”，让轻罪囚犯在里面学习纺织、种地等技艺，出狱后能有一技之长。长安的感化院里，有个曾因偷窃入狱的少年，学会了织布，出狱后开了家小织坊，生意不错，他常对人说：“律法没放弃我，我也不能放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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