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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哲学思辨册成公第二年（第2页）

与此同时，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以游牧文化为根基，却普遍吸纳儒家思想以巩固统治。辽代设立国子监，将《论语》《孝经》译为契丹文供贵族学习；西夏仁宗推行“崇儒兴学”，仿照宋代科举选拔儒生；金代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教材，让理学逐步传播至北方。这些政权并非简单“复制”汉儒思想，而是融入本民族文化特质——比如辽代将儒家“忠君”与契丹“部族忠诚”结合，西夏将“仁政”与党项“尚武精神”并存，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思想融合形态，打破了儒家思想的民族界限。

元代统一后，理学正式成为全国性官方哲学。元仁宗恢复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标准答案，标志着理学地位的最终确立。同时，元代思想界还呈现出“三教进一步合流”的趋势——全真教丘处机将道教“清静无为”与儒家“仁政”结合，向成吉思汗提出“敬天爱民”的治国建议；佛教禅宗继续保持“生活化”特质，与儒家伦理、道教养生相互渗透。此外，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让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少量传入，虽未对主流哲学产生重大影响，却也为思想界增添了多元色彩。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哲学，既是儒家思想“哲学化”的巅峰（理学集大成），也是多民族思想“交融共生”的典范。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思想演进，而是农耕与游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本土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最终为中国传统哲学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也为明代思想的发展（如王阳明心学）开辟了道路。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明代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清代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同时推行文化管控，这种“稳定与禁锢并存”的社会格局，让哲学思想呈现出“官方理学固化”与“民间思想突破”的双重态势，既延续了传统儒学的伦理内核，也孕育了近代思想启蒙的萌芽。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被确立为绝对官方思想。明太祖朱元璋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唯一标准，禁止士子偏离“朱注”解读经典；明成祖命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将理学思想压缩为僵化的考试范式。此时的理学已不再是宋代富有思辨活力的哲学体系，而是沦为“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工具——士子为科举功名，只会死记硬背“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却鲜有对“天理”本质的独立思考，哲学思辨陷入严重停滞。

直到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才打破这一僵局。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核心，进一步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他认为“良知”是人人先天具备的道德本性，“致良知”就是通过内心反思唤醒这一本性；而“知行合一”则批判“知而不行”的空洞理学，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将道德认知与实践行动紧密绑定。其思想既简化了“求理”的路径（无需向外格物，只需向内省察），又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深受中下层士子与平民欢迎——比如他在平定宁王叛乱时，以“良知”鼓舞士气，正是“知行合一”的实践体现。王阳明心学虽未取代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却为沉闷的思想界注入活力，甚至影响到李贽等“异端”思想家的出现。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引发士大夫对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催生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他们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脱离现实，主张“以史为鉴”“学以致用”：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个人命运与社会治乱绑定，主张通过研究地理、典制解决实际问题（其着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聚焦民生利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甚至主张“公其是非于学校”（让学校成为议论政治的场所），暗含民主启蒙的色彩；王夫之则以朴素唯物主义批判“心学”“理学”的唯心倾向，提出“气者，理之依也”，认为物质（气）是规律（理）的基础，同时强调“习成而性与成”，主张人性并非先天固定，而是在实践中形成，为“经世致用”提供了哲学依据。

清代前期，统治者一方面延续明代科举制度，以程朱理学维系思想统治；另一方面推行严酷的文化管控（如文字狱），压制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的着作被列为“禁书”，士子稍有“非议君权”的言论便会遭迫害。在这种高压下，部分学者转向“乾嘉学派”，专注于儒家经典的文字训诂、版本考证，虽在学术考据上成就斐然（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通过考据批判理学“以理杀人”），却刻意回避现实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性大幅削弱。

直到清代晚期，随着西方列强入侵（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浪潮冲击传统思想体系，魏源、龚自珍等思想家在“经世致用”基础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以抵御外侮。此时的哲学思想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儒释道框架，开始被动融入近代世界思潮，为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思想转型埋下伏笔。

明清哲学虽历经“固化—突破—再禁锢—启蒙”的波折，却始终围绕“如何维系传统伦理”与“如何应对现实危机”两大命题展开，既守护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在时代变局中孕育了新的思想可能，成为连接传统与近代的关键思想桥梁。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哲学思辨领域，便已开启了对“世界本质”“人类理性”与“社会秩序”的系统性探索，构建起西方哲学的源头框架，其思想深度与体系化程度，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早期高峰。

古希腊哲学的萌芽，始于对“宇宙本源”的追问。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率先摆脱原始宗教的神创论束缚：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具体物质；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本源是“无限者”（一种无固定形态的物质），突破了单一物质的局限；阿那克西美尼进一步提出“气是本源”，主张气通过稀散与凝聚形成万物——这些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标志着欧洲人首次以理性而非神性解释世界。

进入古典时期，古希腊哲学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探究。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拒绝探讨宇宙本源，转而专注“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通过“产婆术”（问答式辩论）引导人们反思道德与理性，为西方哲学奠定了“注重思辨与伦理”的传统；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思想，在《理想国》中构建“理念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如正义、美、善的完美原型）的影子，同时设计了“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模型，将哲学思辨与政治理想深度绑定；亚里士多德则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提出“实体论”（现实个体是第一实体），并创立逻辑学（三段论）、伦理学（中庸之道）、政治学（城邦理论）等学科，其思想体系几乎涵盖当时所有知识领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古希腊后期至古罗马时期，哲学思辨更侧重“个体心灵的安顿”。斯多葛学派（如芝诺、马可·奥勒留）主张“顺应自然与理性”，认为人的幸福在于服从宇宙规律（逻各斯），即使面对苦难也要保持内心平静，这种“禁欲与坚韧”的伦理观深刻影响了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伊壁鸠鲁学派则倡导“追求快乐”，但并非感官享乐，而是“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的精神安宁，主张通过理性规避恐惧（如对死亡的恐惧）；而古罗马自身的哲学贡献，更多体现在对古希腊思想的继承与应用——西塞罗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译为拉丁文，传播“自然法”理念（认为法律应源于理性与正义，而非君主意志），为罗马法的完善提供哲学支撑；塞内卡、马可·奥勒留等罗马帝王的哲学着作（如《沉思录》），则将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转化为治国与修身的实践指南，让哲学真正融入社会生活。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哲学思辨的重心从“理性探索”转向“宗教神学”，进入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思想阶段。此时，基督教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其核心任务不再是探究世界本质或人类理性，而是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为上帝的存在与教会的权威提供理论支撑。

中世纪早期（5-10世纪），哲学思辨相对沉寂，奥古斯丁是这一时期的关键思想家。他在《忏悔录》《上帝之城》中，融合柏拉图的“理念论”与基督教教义，提出“原罪说”（人类因亚当、夏娃的原罪而背负苦难）与“上帝之城”（信仰上帝的灵魂所居的理想国度），主张“信仰先于理性”——只有先信仰上帝，才能通过理性理解上帝的智慧，这种思想将理性完全置于信仰之下，奠定了中世纪神学哲学的基本基调。

中世纪中期（11-13世纪），随着阿拉伯文化将亚里士多德的着作重新传入欧洲，经院哲学（又称“学院哲学”）兴起，托马斯·阿奎那是其集大成者。他在《神学大全》中，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因果论”为工具，系统论证上帝的存在（如“第一推动者”“第一因”“必然存在者”等五路证明），主张“理性与信仰并不矛盾”——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的奥秘（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仍需通过信仰领悟。经院哲学虽仍以神学为核心，却重新激活了理性思辨，其“逻辑论证”的方法为后世哲学的复兴埋下伏笔。

中世纪后期（14-15世纪），经院哲学逐渐走向僵化，部分思想家开始对“信仰至上”的传统产生质疑。唯名论者（如奥卡姆）批判经院哲学的繁琐论证，主张只承认个体事物的真实存在，否认“共相”（如“善”“美”的抽象概念）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对抽象思辨的怀疑，间接推动了哲学向“关注现实经验”的转向；同时，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倡导“以人为本”，反对中世纪对人性的压抑，主张恢复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与人文精神，为中世纪哲学的终结与近代哲学的开端（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铺平了道路。

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以“理性”为核心构建了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而中世纪哲学虽以“神学”为主导，却在信仰与理性的张力中完成了思想的过渡，两者共同塑造了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关注个体与理性”的独特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哲学思辨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虽因地理环境、文明形态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却同样围绕“宇宙本质”“生命意义”“社会秩序”三大核心命题展开，形成了多元共生的人类早期哲学脉络，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独特的思想智慧。

古印度：以“解脱”为核心的精神哲学体系

古印度哲学始终与宗教信仰深度绑定，其核心目标是探索“如何摆脱生命苦难、实现灵魂解脱”，形成了以吠陀文化为根基、诸派并立的思想格局。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吠陀》时代，祭司阶层便通过《梨俱吠陀》中的颂诗，提出“梵”（宇宙终极实在）的概念，将世界视为“梵”的显现，这一思想成为后来印度哲学的核心底色。

到公元前6世纪，“沙门思潮”兴起，打破了婆罗门教的思想垄断，诞生了诸多具有革新性的哲学流派。其中，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提出“四圣谛”（苦、集、灭、道）与“八正道”，认为生命苦难源于“贪嗔痴”（欲望与烦恼），唯有通过“戒定慧”（道德实践、心灵专注、智慧觉悟）才能实现“涅盘”（解脱境界），其“缘起性空”的观点（一切事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无固定不变的本质），既否定了“梵”的永恒实在性，也摒弃了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成为影响最深远的东方哲学体系之一。

此外，耆那教主张“非暴力”（不伤害一切生命）与“灵魂解脱”，认为通过严格的禁欲与道德实践可摆脱轮回；数论派则构建“二元论”哲学，将世界分为“精神”（神我）与“物质”（自性），主张通过认知两者的区别实现解脱；瑜伽派则以“八支瑜伽”（持戒、精进、冥想等）为实践路径，探索心灵控制与灵魂解脱的方法。这些流派虽观点各异，却共同塑造了古印度哲学“重精神内省、求生命解脱”的特质，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印度社会，更通过佛教传播至东亚、东南亚，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分支。

阿拉伯世界：以“真理追寻”为核心的融合型哲学

阿拉伯世界的哲学思辨崛起于公元8-12世纪，在伊斯兰教的文化框架下，融合了古希腊哲学、波斯思想与印度智慧，形成了以“调和信仰与理性”为核心的独特体系。其思想起点是对《古兰经》的阐释——早期伊斯兰学者在解读经文时，发现经文对“安拉的独一性”“世界的起源”等问题的表述需要理性论证，由此开启了哲学思辨的探索。

其中，“穆尔太齐赖派”是早期理性主义的代表，主张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工具，论证“安拉的公正”与“人类的自由意志”，反对将安拉拟人化，强调理性在理解信仰中的核心作用；而“艾什尔里派”则在信仰与理性间寻求平衡，认为理性可辅助信仰，但不能超越信仰的边界，其思想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之一。

到公元10世纪后，阿拉伯哲学进入鼎盛期，诞生了阿维森纳（伊本·西那）、阿威罗伊（伊本·鲁世德）等集大成者。阿维森纳融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伊斯兰教义，在《治疗论》中提出“存在与本质”的区分，认为“安拉是唯一的必然存在”，世界是安拉创造的“可能存在”，同时构建了“灵魂不朽”的论证体系，其思想不仅影响了阿拉伯世界，更通过翻译传入欧洲，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阿威罗伊则致力于恢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来面貌，主张“哲学与宗教殊途同归”——哲学通过理性认识真理，宗教通过启示引导大众，其“双重真理说”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启发。此外，阿拉伯学者还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的探索中，融入哲学思辨，推动了“实证精神”的发展，成为连接东西方哲学的关键桥梁。

美洲：以“宇宙和谐”为核心的实用型哲学

美洲地区的哲学思辨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为代表，因与旧大陆文明隔绝，形成了完全独立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探索人与自然、神灵的和谐关系”，注重实用性与仪式性，而非抽象的理论构建。

玛雅文明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其天文历法与宗教仪式中——玛雅人通过精密观测，制定了“太阳历”与“长计数历”，认为宇宙是循环往复的（如每52年为一个“历法循环”），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与神灵的和谐互动，因此通过祭祀、占卜等仪式祈求神灵保佑农作物丰收、社群安宁，其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体现在对玉米神（玛雅人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崇拜中，认为玉米是神灵赐予人类的礼物，人类需通过仪式回馈神灵。

阿兹特克文明则以“宇宙平衡”为核心哲学理念，认为世界由“太阳、月亮、星辰”等神灵支撑，而神灵的力量需要人类的“献祭”（包括血液、物品等）来维持，否则宇宙将陷入混乱。其思想中既有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也包含对人类责任的认知——阿兹特克人相信，人类的生存使命是维护宇宙平衡，因此将祭祀仪式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责任为核心”的伦理观。

印加文明则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认为“印加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世界是太阳神创造的和谐整体，而人类社会的秩序应模仿宇宙秩序——印加帝国的“郡县制”“道路系统”等制度，正是对“宇宙层级秩序”的模仿，其哲学思想中“集体高于个体”的观念，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土地、财产归集体所有，个体需为社群贡献劳动，这种“重集体、求和谐”的特质，支撑了印加帝国的庞大统治。美洲文明的哲学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着作，却通过制度、仪式、艺术等形式融入生活，展现了人类对“宇宙和谐”的独特思考。

非洲：以“社群与生命力”为核心的经验型哲学

非洲地区的哲学思辨因文明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点，以埃及文明、西非部落文化为代表，其核心是“探索社群的凝聚力”与“生命的本源力量”，注重经验总结与口头传承，而非抽象的逻辑论证。

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最早的成熟文明，其哲学思想体现在宗教信仰与丧葬文化中——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朽”，认为人死后灵魂（卡与巴）需经过审判才能进入来世，因此通过修建金字塔、制作木乃伊、撰写《亡灵书》等方式，为灵魂来世生活做准备。其思想中“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如奥西里斯审判）、“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如对尼罗河的崇拜，认为尼罗河是生命的源泉），既反映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也体现了对社群秩序的维护（如强调对法老的忠诚，法老被视为神与人的中介）。

西非地区的部落文化（如约鲁巴族、豪萨族）则形成了以“社群为本”的哲学思想，核心概念是“乌贾马”（斯瓦希里语，意为“大家庭”），认为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实现，社群的和谐高于一切。约鲁巴族提出“Ashe”（生命力）的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普遍的生命力，通过祖先、神灵传递给人类，人类需通过祭祀祖先、遵守部落习俗来维系“Ashe”的平衡；豪萨族则以“诚实、勇敢、互助”为核心伦理，通过口头传说（如《豪萨史诗》）传递“社群团结”的价值观。这些思想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却通过部落制度、仪式、谚语等形式代代相传，塑造了非洲文化“重社群、尊传统”的特质。

同期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及非洲的哲学思辨，虽因文明背景差异呈现出不同形态，却共同构成了人类早期哲学的“多元图谱”——古印度追求“精神解脱”，阿拉伯世界调和“信仰与理性”，美洲探索“宇宙和谐”，非洲注重“社群凝聚”，它们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哲学体系相互辉映，共同推动了人类对世界与自身的认知，为后世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多元基础。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它们或深度吸纳中国哲学的核心内核，结合本土文化改造创新；或在东正教、拜占庭文明与本土传统的碰撞中，形成适配自身社会的思想体系，共同丰富了欧亚大陆的哲学思辨版图。

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哲学的本土化改造与创新

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因与中国地理相近、文化交流频繁，古代哲学思辨始终以中国思想为重要源头，但并未简单复制，而是结合本土社会结构与文化特质，形成了兼具共性与个性的思想形态。

日本：从“儒佛共生”到“武士道哲学”的演进

日本古代哲学的发展，始终围绕“如何将中国思想适配日本社会”展开。公元6世纪后，佛教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很快与本土“神道教”（崇拜自然神灵与祖先）融合——圣德太子推行“冠位十二阶”与“十七条宪法”，以佛教“慈悲”理念与儒家“仁政”“礼治”规范官僚行为，提出“以和为贵”的治国原则，首次将外来哲学与本土政治结合。

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儒家思想进一步渗透，贵族阶层以《论语》《孝经》为修养准则，但更注重“仪式化的礼仪”而非“理论思辨”；同时，佛教衍生出“天台宗”“真言宗”等本土化宗派，空海大师的“真言宗”将佛教密法与神道教神灵崇拜结合，主张“即身成佛”，更契合日本贵族对“快速获得精神慰藉”的需求。

镰仓时代（1185-1333年）后，武士阶层崛起，哲学思想转向“实用化、伦理化”。禅宗（临济宗、曹洞宗）因主张“明心见性”“生死一如”，与武士“视死如归”的精神高度契合，成为武士阶层的核心信仰——一休宗纯、道元等禅僧通过“公案”修行，引导武士在战乱中保持内心平静，将禅宗思想转化为“武士道”的精神内核。同时，儒家思想也被改造为“武士儒教”，不再强调“仁政”，而是侧重“忠君”“节义”，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更是将“忠”提升为最高伦理，主张武士需以生命践行对主君的忠诚，形成了“儒禅共生”的武士道哲学。

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朱子理学被德川幕府确立为官方思想，林罗山等儒者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与日本“幕藩体制”结合，论证“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秩序合理性；但同时也诞生了“阳明学”“国学”等批判流派——吉田松阴吸收王阳明“知行合一”，主张“经世致用”，反对幕府闭关锁国；本居宣长则通过研究日本古典文献，提出“国学”思想，主张回归神道教与日本传统，反对中国思想的过度影响，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埋下思想伏笔。

朝鲜半岛：“性理学”的极致发展与“实学”的批判回应

朝鲜半岛（古代称“高丽”“朝鲜”）的古代哲学，以对中国儒学的深度消化与创新为核心，尤其在“性理学”（程朱理学）的发展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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